宋绍兴四年金人南逼，宣抚使张浚率兵赴援，次行安康，淋雨泞淖弗得进，祷于庙。曾不移刻，祥云披拂，旸谷炳焕，大军启行。浚曰：神之威灵竭敢不报。乃发钱十五万，命郡守王彦、西城知县高楫董重修，承议郎金、均、房镇抚使续觱为记。明洪武十一年再重修，明末尽毁于寇。清顺治年间建正殿、拜庭。康熙七年复建乐楼。这段记述泰山庙的故事，单就名为娱神实为娱人而建的“乐楼”，便能说明此非佛寺之物。

  其实，清道光年间兴安知府鲍珊在《增修双溪禅林古寺》中，已将该寺的建成年代交待清楚了：顺治后因“其代远年湮，隆替靡常。”乾隆三十二年，有南来游僧二人栖栖此间，以“庙貌”之不整，“神像”之歪斜，毅然输诚募化，“寺宇”涣然复兴。这就是最初将“庙”变为“寺”的过程。

  到了嘉庆初，因白莲教匪资蔓南山，大批阵亡尸骨存于寺。“爰约该僧师叔慈云暨诸山尊长僧侣，阖郡缙绅乡耆，互发善心，枯骨则请示安葬，禅乃具启往迎日杲蜀僧”。蜀僧日杲禅师，成都人，住双溪寺一十八年，梵行高洁，着述宏富，以其语录流传最广。“绍佛法之传薪，立禅林之规矩，起颓修废，分职宏宗，前殿则添伏魔帝座，后寺则润色牟尼莲台。然殿宇湫隘，日杲屡拟改建，有志未遂，遽尔涅盘。”大殿旁旧有日杲禅师九级石塔，记其弘法事迹并环刻佛经。可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“破四旧”时将其“命”给“革”掉了。道光年间，又有该寺主持僧空际，不负师心，“悉恢廓其制而壮丽其观，诚属金州丛林之名刹，为汉南梵宇之巨观。”这是“寺”的发展过程。

  对上述两个过程，鲍珊在《记》的最后还进行了一番总结：“但思庙之兴，由宋而显，大臣奋勇而勤王，岳神应期而昭格，释子悯忠而埋骨，佛殿随缘以增隆。上下数百年间，成此完璧，谁谓人神不相依倚也哉。”

  双溪寺建成时间的迟与早并不重要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安康除了走出了怀让大师外，近代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，也是从安康走向全国的大师级僧人。印光于光绪八年（1882）在双溪寺依海定律师受具足戒，后游历各地说法度生，曾卓锡南海普陀山三十年。平生提倡戒杀放生，赈济穷苦，运善于心，行慈于物。中外闻名，为世所重。分别主修了普陀、九华、五台、峨嵋等佛教四大丛林《志》并亲为此四山写《序》；创立上海宏化社，印三藏经典及近代佛学着述百万册，有《印光法师文钞》行世。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冬月初四在苏州圆寂。1953年弘化社编印有《印光大师通传》，为当代文化名人沈尹默、孔小瑜精心巨制，图文并茂。其中即有“双溪受戒”这段因缘。

  1937年，正修和尚自南京宝华山受戒归来，在古训禅师与地方名流张紫樵、聂允文诸居士倡议之下募缘重修，使寺院焕然一新，略复旧观。立碑纪念，有邑贤鲁长卿居士撰文叙事甚详。此碑亦毁于“文革”。1938年，原设计的汉白公路需从双溪寺当中间自西向东穿佛寺而过。地方阖城士绅张紫樵、聂允文、董铭竹、宋云石、顾元伯、鲁长卿、罗仁博等，为保护文物古迹，先后向陕西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安康县长魏希儒、汉白公路汉安工务所过（郭）锡彤总工程师据理力争，请愿呈情。最终使公路自双溪寺背后环绕而行。在抗战期间又有北京慈云、武汉心道、太原力定、西安觉性四位法师先后来安在双溪寺讲经传戒，主张农禅工禅可以生产，将心力财力贡献国家抗击日本。

  双溪寺曾有唐代毘卢佛铜像一尊高达3.6公尺，备极庄严；有北魏太平真君二年（441）小铜佛一尊；有宋嘉定七年（1214）星罗寺所铸大钟一座（现存香溪公园）；有《大藏经》百余部；三藏经典、佛学着述三千余册。上述文物除宋铸铁鈡外，皆毁于“文革”。1952年，双溪寺将铜质“投壶”一件送至当时的“西北历史博物馆”陈列；1958年，在新城塔顶发现明代杭州第一刻经局刻印的“大方广佛华严经”全部，黄绫裱制，装潢精美。后存于安康县图书馆，亦毁于“文革”。

  寺院内亭榭点缀，古碑林立，风景壮丽。大雄宝殿位居中央，楷书匾额高悬，落款为“安阳吴杰”。地藏殿、伽蓝殿分列两侧，与大雄宝殿形成三合院状。“文革”被毁前尚有方丈、僧寮、法堂、禅堂、斋堂、客堂、库房等房屋四十余间，塔林一处，寺基一十二亩。住僧五人、居士二人，主持廓才和尚持戒精严，率僧众从事农业生产，禅净双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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